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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加拿大大使罗照辉在第四届“中加文化对话”的主旨演讲
2015/08/05

尊敬的安大略省公民、移民和国际贸易厅厅长陈国治先生,
尊敬的多伦多市长约翰·托里先生,
尊敬的加拿大国际文化基金会主席吴永光女士,
女士们,先生们:

  当今世界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加快发展,物质财富的积累和增加速度前所未有。与此同时,恐怖主义、贫富悬殊、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不断显现,文化和精神层面的碰撞、争论不休不止。主要表现在,一是物质财富的积累与精神文化建设失衡,不同步;二是相对于经贸等务实合作,不同民族、国家间文化与心灵的沟通和对话缺失;三是一些国家内部面临继承传统文化和吸收外来文明的平衡。

  这些都是世界范围内的问题。这些年,联合国多次通过决议力推文明对话,中国也多次提出这一方面的政策主张。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中加文化对话应运而生,为双方加强心灵沟通,促进精神文化交往建立了重要平台。今年又恰逢中加建交45周年,建立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同时也是中加文化交流年。此次对话更显意义重大,功德无量。

  女士们,先生们:

  冷战结束以来,国际政治和文化界一度流行“文明冲突论”。9·11事件以后,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势力上升似乎印证了这一论点。但人类文明进步的历程表明,文化的多样性、文明的对话和融合终究是人类文化发展的主流。

  我认为,当前世界文化发展有几点趋势是不会改变的。

  第一,文化的多样性发展趋势不会改变。经济全球化体现的是世界趋同,而多样性则是文化发展的本质特征。各个国家、各个民族有各自不同的文化。世界“和而不同”,必须和谐共存。文化无优劣,各自有优势。

  正因为不同文化间存在着差异,才使世界变得丰富多彩,才使人与人、国与国之间的沟通理解、取长补短显得更加必要。2001年,联合国曾专门通过决议,把这一年定为“不同文明对话年”。

  第二,不同文化间的对话多于对抗,合作多于冲突的趋势不会改变。一部人类文明的历史,就是多种文明交流互鉴、共同发展的历史。几千年来,希腊文化、中华文化、印度文化、希伯来文化、非洲文化,以及阿拉伯文化等,共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人类文化,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正是多种文明形态的共存与发展,以及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与融合,才使世界文明在不同历史时期表现得绚丽多姿、五彩缤纷。

  第三,文化与国际政治、经济相互渗透和促进的趋势不会改变。当今世界,文化因素对国际政治的影响日益突出,文化交流已成为各国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拓展国与国关系的重要手段。中国有句古话: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这句话说明只有通过文化交流、文化外交这个纽带才能推动跨文化间的沟通、理解和尊重,才能达到相互欣赏、相互借鉴的目的,才能避免“文明冲突”,实现文明和谐,从而推动不同文明,不同国家的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

  第四,文明的地域性与宗教上的差异性,与经济政治利益的诉求相交织,还会引发一些局部的冲突。这种态势在相当长时期内也不会改变,但这些冲突不应与特定宗教和文明挂钩。

  女士们,先生们:

  中加远隔重洋,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不同,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相异。历史上的很长时期各自文化以平行方式发展,并无交叉。但中加文化发展中有共同的特质,决定了双方文化会相互交叉发展、相互影响和借鉴、相得益彰。这些共同特质包括中国文化的开放兼容性,以及加拿大文化强调的多元性。

  中国儒家文化一向强调“和而不同”的理念。历史上中国曾经有古代“丝绸之路”的辉煌,它既是经济贸易之路,又是文化宗教之路。各种文明艺术在“丝绸之路”这条彩带上交相辉映。中国也有玄奘西行求法、郑和七下西洋的创举。中国从来不是一个排斥外来文化的国家。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都是来自外国的宗教,在中国都拥有众多的信徒。中国人安、康等姓氏就表明其祖先来自异域,中国家喻户晓的神猴孙悟空的原型哈奴曼也是来自异国他乡、“一刹那”等中文词汇也是舶来品。中国清朝一般的印象是一个闭关锁国的时期,实际上西方传教士如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郎世宁曾长期生活在清朝盛世,不仅传播西方的宗教、科学技术、天文历法,甚至深度参与朝廷政治以及外交事务。1978年中国开始改革开放,更是开始深度融入国际社会,讲英语、过圣诞节已成为年轻一代的时髦追求。

  历史上文化传播的方式往往是贸易、传教以及战争,中加文化交叉的路径并非如此。中国人从加立国之前就参与了加经济社会建设,由淘金而转修铁路,也传播了中华文化。现代加拿大社会多元,对不同文化的宽容为华人和很多国家的移民生存立足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华侨华人是推动中加文化交流的一支主力军。中国历史上知名政治人物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均踏足加拿大。今天在座的加籍华人陈国治先生、吴永光女士是华侨华人的优秀代表。白求恩在中国家喻户晓,大山的名气也很大。他们为中加关系、中加友好交流与合作作出了重要贡献。

  早在19世纪末,加拿大就在中国开设了贸易办公室,代行外交职能。中国与加外交交往最初是由清朝驻旧金山领事馆、驻英国公使馆代行的,直到1908年中国在渥太华建立第一个总领事馆,标志双方正式外交关系的开始。此后双方各领域交往越来越密切,目前有150多万华侨华人在加生活。双方旅游人数去年超过120万人,10多万中国留学生在加学习。双方近期还同意互发10年多次签证。过春节、划龙舟已为加人民所接受,冰球、冰酒、太阳马戏团在中国颇有名气。中国过去有一个吉祥词汇叫“龙凤呈祥”,我把它改成了龙“枫”呈祥,以此形容双方关系水平。

  为进一步繁荣两国文化交流,促进各领域合作,我在此提出以下一些建议:

  第一,浩瀚的太平洋应该成为两国交往的重要平台。经济融合对文化交流有巨大推动作用。中国正在推进“一带一路”战略,中加也就合作研究“海上能源走廊”达成共识。如何以海洋为纽带,推动两国海洋、能源、贸易、文化全方位合作是我们共同的课题。双方也应尽快研究建立两国自贸区问题。

  第二,鼓励和支持开展更多不同层级的文化对话,沟通心灵,增进了解。在时机成熟时可以考虑成立高级别的政府间文化对话委员会,并相互成立文化中心。

  第三,宜从政府、民间层面开展更多具体文化交流活动。这些活动涉及大量资金、人力物力投入,应官民并举。当前要大力办好两国“文化交流年”。

  第四、重视文化差异,互相尊重,求同存异。中加都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的缔约国,在国际交往中都积极维护世界文化的多样性,都积极倡导理解和尊重不同文化的差异性和独特性。双方在多边领域加强沟通和合作,在双边交往中都要反对文化优越感,尽量减少不同价值观和思维方式的干扰。

  第五,以文促经,以文经促政。文化对政治经济有巨大的反作用。圣诞节、情人节在中国越来越流行,相关商品颇受追捧,中国商家获利颇丰。同样,春节在世界上知名度也越来越高,带动春节商品销售火爆,商机很大。我有时会见一些来加投资的中国企业家。中国在安省投资了风电项目,已并网发电,效益不错,但由于当地政府和居民的反对,该项目曾拖延数年,耗费数千万律师费。在蒙特利尔一家中资企业为了安置一只鸭子花费了30万加元。中国在加能源企业也都面临和原住民打交道的难题。我经常告诉他们,要有耐心和信心;要事先做好功课,大到法律法规,小到风土人情,都要熟悉;要有语言好、懂法律的人才。我对在华的加方企业家也这么讲。总之,我对中加文化交往和经贸合作充满信心。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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